然而，記者卻從中發(fā)現(xiàn)，這個“換”字后面門道甚多。無論是“寫字樓”建設時的名稱，還是“置換”的方式，以及“沒花財政一分錢”的說法，無一不具有捉迷藏式的文字游戲色彩。正如一位群眾所言，即使按當時的地價，政府樓舊址拍賣至少值1個億，繞這么多圈子用土地“換”大樓，不過是一些地方政府避開上級和社會監(jiān)督的慣用手法而已。

　　海倫市市長楊全勝認為，雖然“置換”是前任領導班子的決策，但客觀上確有兩個動因不能忽視，一是原有磚木結構的政府辦公樓年久失修，供水、供熱、供電等設施嚴重老化，已接近危樓，難以滿足日常辦公需求;二是隨著土地規(guī)模經營和城鎮(zhèn)化步伐的加快，老城區(qū)的承載能力明顯不足，如何有效帶動新區(qū)發(fā)展已擺上日程。

　　出人意料的是，機關干部們陸續(xù)搬進新辦公大樓后，不僅未按慣例慶賀喬遷之喜，反倒格外糾結起來。一位干部告訴記者，雖然辦公條件寬敞干凈，可心里感覺不踏實，特別是對照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，更擔心群眾背后指指點點，但舊樓又早已扒了，現(xiàn)在進退兩難。

　　據(jù)海倫市政府辦主任韓世強介紹，今年9月份，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下發(fā)停止新建樓堂館所和清理辦公用房的通知后，該市第一時間對政府大樓辦公用房進行清理，已騰退辦公用房137間，共計2260平方米。

　　“貧困帽子”與“豪華衙門”的尷尬對話

　　近年來，我國各地豪華辦公樓競相崛起，屢禁難止。但既戴“貧困帽子”又住“豪華衙門”的海倫市政府官員，眾目睽睽之下所鮮見的尷尬和擔憂，無疑折射出群眾路線教育活動的正本清源效應，具有一定的標本意義。

　　“由于申請國家級貧困縣不確定性很大，建政府大樓審批手續(xù)嚴格繁瑣，為了搶抓發(fā)展機遇，我們只好先上車后買票，兩件事情一并推進了。”與現(xiàn)任領導糾結于“不知道下一步咋辦”的困惑不同，一位前任主要領導則懊悔當年“有些急于求成”的決策心態(tài)。

　　在東風鎮(zhèn)富強村村口，兩個整地回來的農民向記者抱怨，今年澇災不小，收成減少三分之一還多，年久失修的水利設施根本不起作用，“有錢蓋大樓，沒錢修水利，農民不致富，縣里咋脫貧呀?”而永和鄉(xiāng)利興村的一些農民則表示，只知道自己窮，不知道縣里還戴著一頂窮帽子，更不知道這跟他們有啥關系。

　　海倫市扶貧辦副主任安曉明認為，“貧困帽子”給貧困農民帶來最直接的好處，是對產業(yè)項目和公益項目的專項資金扶持。有的貧困村有10多公里道路不通，按每公里40萬元成本計算，僅此一項就得400多萬元，而市里規(guī)劃的貧困村專項扶貧資金，最多才120萬元，還得分兩年支付。如果僅靠專項扶貧資金項目脫困，顯然還是杯水車薪。至于“貧困帽子”所帶來的巨額財政轉移支付的使用情況，這位主管全市扶貧工作的官員表示并不知情。

　　據(jù)記者調查，當前一些貧困縣的大量財政轉移支付資金，并未直接用于提高貧困群眾的生活條件或基本公共服務，多用于提高GDP指標的經濟產業(yè)項目。加之由于舍不得貧困帽子后面的利益，部分貧困縣主動陷入“年年扶貧年年貧”的怪圈。

　　海倫市委書記佟偉說，他下半年來最尷尬、最頭疼的一件事，就是如何應對“窮縣豪樓”的質疑。他甚至有過把政府機關搬出去的想法，可當?shù)貨]有哪家企業(yè)用得上，他們也曾討論讓給醫(yī)院或者學校的方案，但辦公樓的格局又不符合這些單位的用房設計。目前，他們又在研究能否辟出新辦公區(qū)，把諸如公檢法等長期獨立辦公的單位搬進來。

　　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，明確提出貧困地區(qū)要把提高扶貧對象生活水平，作為衡量政績的主要考核指標。佟偉對此表示，如何把大量的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用于解決貧困村的群眾生活，而不是放在片面提高追求GDP總量上，正是海倫市下一階段要改變的工作思路。